[17]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实践教学除检验所学知识和理论、熟悉司法过程外，三个方面的功能需要特别强调：一是应用能力的训练，二是创新能力的培养，三是职业伦理的修养。
所以，从《临时约法》到《1923年宪法》到《1947年宪法》中对于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宣示，除了表示从王朝国家中主权在君到主权在民的转移，更表明了中国的主权，只能属于中国人民，任何西方殖民主义者无权干涉中国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也即是说，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来讲，我们要有能力提供诸如英国的司法制度、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这样可为其他国家在法治制度建构中吸取有益养分的制度建构模式。
然而，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权权威的不足，这种通过法律的国家治理自然无法实现其制度初衷。所以，现代中国的法治秩序建构，虽然必须充分借鉴一切先进国家的法律制度，但必须首先立足于自身的历史文化根基和现实国情需求，同时也必须具备一种更高的文化使命。当然，就目前而言，这种法治模式仍然是一种正在成长的法治模式，仍然需要在中国人民的实践进程中逐步加以发展、完善。（德）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等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版第75页到108页;也可见甘阳对韦伯该演讲的评述，见甘阳走向政治民族,载于《读书》2003年第4期。所以，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建成，仅仅表明我们法治国家建设的一个阶段性胜利，我们必须通过法治审慎应对新时期中国社会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的命题，进而促进和巩固中国的国家建设。
如何使所确立的新的国家形式具有民族国家的真正内涵，进而使这种内涵不断丰富，仍然是其面临的核心任务。中国的法治之路，也由此迎来了新的契机。〔5〕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故而通过法治化建设进行控权或限权依然是我国反腐败的重要目标和方法，既然腐败是与公共权力相伴而生的，任何克服腐败的努力都必须从公共权力的分配、控制和监督开始，〔6〕鉴于权力的法律控制方面已有诸多研究，这里不再赘述。
四、中国腐败的发生病理与矫治法理 温家宝总理最近指出当前我国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29〕607反腐败问题长期以来尤其是近年来没能引起我国法理学界应有和足够的关注和重视，更缺乏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的有益智识和广阔的国际视野进行比较研究，研究成果的数量十分阙如、质量明显不高，无论是相关项目的指南和立项还是研究的著作和论文都是寥寥无几，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于权力腐败的法律控制方面，一直没有形成具有法理学独特品格意蕴的学理框架、逻辑路径和分析视角。策略之一是反腐败的循序渐进。〔26〕四是反腐败要加强法理研究。
〔8〕为此，转变反腐思路从而促进和保障社会参与是我国未来反腐败能否取得明显成效的最重要突破口，为此我国首先必须切实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关于保障社会参与的法律义务，① 通过法治化建设来培育和保障市民社会的健康成长，从社会大结构的基础层面构筑反腐败的新的廉政工程，使中国在21世纪实现反腐败斗争由加大惩处力度到扶持公民社会成长的战略大转移。总之，反腐败归根到底要靠制度创新，制度的创新与建立将是中国真正走向强国的标志。
〔12〕107因此，对抗公权力的市民社会力量的不断增长是阻止腐败现象发生和蔓延的重要源泉，其内聚的崇尚多元自由、公开开放、自治参与、民主法治等特质是反腐败的内在动力，必须充分发挥市民社会沟通市场与政府、表达意见监督政府权力、网络反腐败等功能，民间组织可以在政策制定和廉政立法、举报和监督腐败行为、调查廉政指数、影响政治选举等领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而有效地推动国家廉政体系的建设。没有这种社会基础，即使再好的理念也无法生根。在官僚权贵国家中，首先必须推进经济与政治的自由化，并制止那些规避惩罚的做法，此后要划清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限，建立一个强大活跃的公民社会。与旨在大刀阔斧得削减腐败相比，改革措施所要求的构建制度基础和政治拥护、使社会能承受其所经历的腐败并且把这种腐败逐步转变为各种破坏力不大的腐败，都是更为恰当的目标，从长期来看更具持续性。
腐败征候群理论尤其注重研究权力与财富的具体联姻方式，因为参与的不足主要根源于权力与财富不同方式下的不当联姻，不同的联姻方式就会形成不同的腐败形式，宏观上表现为通过财富攫取权力的腐败或通过权力攫取财富的腐败，由于不同国家的具体联姻方式又有相似和不同之处，进而在中观上将相同或相似的联姻方式招致的腐败归类为一种腐败征候群，在微观上则进一步研究同一种腐败征候群中权力与财富的具体联姻方式与腐败发生之间的共生和互动关系。〔2〕3尽管在深度民主化的社会中仍然还存在腐败，而且在朝向这一目标的改革进程中至少有一段时期可能不得不面临动乱，但最终会产生一种不仅生根于惩处和行政程序而且来源于社会自身活力的能力，〔2〕227从而大大减少腐败的几率和降低腐败的破坏力。反腐败必须考虑整个社会的诸多复杂问题，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环境相适应才是理性之策、才能事半功倍，尽管行为必须与法律相一致，但是法律必须与社会实际情况相适应，正如权势市场社会所做的那样。其中，提升民主参与的程度是矫治腐败的基本改革措施，不管怎样形式的反腐败最终必须通过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民主化改革，这不仅要有成熟的市场经济、竞争选举或透明度机制，而且要求能够深度民主化。
为此优化反腐败机制尤其是加大对腐败的查处和惩治的执行力度显得尤为迫切，唯此其他反腐败的任务和目标才会有可能和有意义。〔2〕39因此，虽然深度民主化是治理腐败的根本措施，但其必须基于强有力的制度框架予以推进和保护，故而从解决腐败问题的关节点和治理的有效性适当性角度看，制度设置及其有效执行更是重中之重和可行对策。
从宏观方面看，当一个政治体制中有着更充分的竞争和非暴力冲突之时，它将能在中长期内更好地提供对腐败的政治制约手段，同时设计和利用那种可以支配权力来达到‘政治垄断也将变得更加困难，〔8〕而且，竞争性政治环境的制约性能够提高腐败的成本，从而降低腐败发生的可能性。〔2〕5 二、腐败的发生病理及腐败征候群类 约翰斯顿分析了近百个国家参与和制度强弱状况的数据组群，根据它们影响力的不同组合研究四种腐败征候群的发生病理，这种征候群的理念是重要的：它不仅强调了腐败的不同模式，而且也突出了复杂的因果关系。
〔27〕尤其是作为反腐败最为重要阵地的法学界对此重大问题很少予以关注更谈不上深入研究，至多限于诸如行政法、刑法等部门法领域个别学者的关注，缺乏能够从宏观的法理视野或法治框架的深入研究，从而提出的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矫治之策，显得零星而又散乱。〔2〕9因此，法律制度不仅要保障参与的民主和自由，而且要维护参与的适度平衡，平衡的、持续的民主和市场发展既依赖于公开的、竞争的但组织有序的政治及经济参与，还依赖于保护并限制这些领域里活动、同时维持两者之间的界限和路径的合法而有效的制度。最糟糕的是，一场公众参与的改革运动可能成为继续滥用职权的烟幕。相对来说，在权势市场、精英卡特尔甚至寡头和帮派社会都往往通过改善立法的质量和执法的效率来治理腐败，但中国的法律在反腐败领域却起不到很好的作用，几十年来，由于缺乏一个独立的司法体制，这使得法制政治化。这些对比不只是为了理论兴趣：在瞬息万变的社会里，它们揭示了发展与腐败问题的质的区别而不仅是量的区别，〔2〕22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地洞悉腐败的本质，腐败问题如果不与政治、经济、制度及其所发生的社会环境相联系，就无法真正地得到理解。这两种进程仅靠自身都无法成功：它们都需要一个扎实的制度基础——从诸多方面来看，众多发展中国家恰恰缺少这种制度基础。
它们批准并执行各种有关财富和权力的使用及限制的基本解决方法。这是一组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制度化程度比较低甚至软弱，如俄罗斯、墨西哥、菲律宾等国。
仅关心自己个人收入的官员会被选民清除出办公室。文章来源：《法律科学》2013年第2期。
而且反腐败都是做给外界看的烟幕或者是迫害对手的工具，私有化成为他们合法掠夺分割国家资源和社会财富的过程，规范经济活动的法律制制度成为官员们收取贿赂的来源，也是一些寡头反对另一些寡头的工具，国家税收变得零星而不规则，正式的权力制衡实际上成了权力的分裂，这为寡头们的腐败制造了切入点，相对一小部分个人利用财富、政治权力，还时常使用暴力争夺重大利益并犒劳追随者，在这种环境里，制度的约束和法律的保证可能意义不大。腐败征候群的比较研究对此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颖视野和国际眼光，虽然这些研究由于时空等因素的限制和不能穷尽各国腐败的复杂性，深度民主化等结论也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制度反腐的分析未能深入具体，对中国腐败问题的分析也有失偏颇，但其对腐败发生病理和矫治法理的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反腐学理意义和实践价值，为我们思考和矫治中国的腐败问题提供了一个更为宏大的背景和更具比较意义的切入点。
面对我国丛生的腐败现象，唯有准确诊断腐败的发生病理，并在法治框架下迈向深度民主化、强化制度反腐价值、讲究反腐策略选择、加强反腐法理研究，才是当下急需端正的反腐理念和有效践行的治腐策略。〔2〕76第二，精英卡特尔腐败征候群。〔15〕二是反腐败要强化制度价值。目前特别要重视反腐法律的严格性而非严酷性，做到轻刑必罚，严而不厉，刑罚的威慑作用主要不在于刑罚的严厉性，而在于刑罚的可能性，即违法者被捉并受到处罚的概率。
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相比，我国学界的研究热情却显得明显冷漠许多，即使现有的研究也更多限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领域，存在着各学科之间相互隔绝、轻视实证研究、缺乏理论创新精神、对现实的解释力不足等缺陷。摘要: 腐败征候群理论以参与和制度为观照轴心，从国际视野比较研究四种腐败类型的发生病理和矫治法理，有助于我们客观理性地看待和治理我国的腐败问题。
腐败征候群理论认为要加强参与和各种制度并且取得平衡，需选择适合特定社会的对策并且遵循适当顺序和贯彻这些对策，或需要时间养精蓄锐，避免弊多益少的改革。〔2〕22诚如有学者认为：权力腐败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还是一个跨制度的国际问题，它存在于当代世界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各种类型的政治制度之中，可以说，在权力腐败问题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有足够的资格批评其他国家。
〔2〕93这种腐败不仅使得政界、官僚和企业的少数头面人物腰缠万贯，而且保护他们有时不稳定的支配权，腐败帮助他们在逐渐加剧的政治竞争中维持其垄断霸业，谋得的优势不仅在体制内也可能在体制外，腐败把政治和企业的精英融入那些持久的、广泛的和互惠的网络中。〔2〕205为此，矫治腐败一定要讲究针对性、策略性，千篇一律或急于求成都是没有意义的，不同的腐败征候群要匹配有不同的矫治策略方能对症下药和有效管用。
为此，这两种传统方法依据的观照轴心都不能反映一国真实的腐败原因和现状，在此基础上开出的矫治药方通常是大同小异而殊有对症下药，不能为各国腐败的有效治理提供极具针对性和富有价值的对策，有些建议不仅无益甚至是有害的。〔9〕164从微观方面看，竞争性的政治体制将使得社会清除那些表现极差的人员。国际上比较腐败研究的传统方法主要是典型研究和个例研究，前者经常运用统计法和模型来解释不同国家单向度腐败指标上的得分变化，将腐败的差别性概括为腐败程度问题，后者通过对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关注描述各种案例，对一个社会的腐败个案提供丰富的细节。为了对腐败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作出更有力的比较回应，需要了解腐败的根源及腐败根源的差异性。
〔10〕34为此，一方面要通过法律扩大和保障公民和社会团体实质性参政议政的机会和渠道，另一方面要在法律设置中防止竞争性政治带来的金钱政治等腐败后遗症。重要原因是自由政治与自由经济的进程在某些方面是不对称的，民主政治不仅取决于公开竞争，还取决于平等公正等观念，追求自身利益通常会推动政治民主化，利益之间的竞争需要维护但必须抑制过度行为，此过程中众多的公共方面不在市场的考量之内而只在政府的政策中得到重视，理想的做法是民主化进程不仅表达不同的私人利益，而且也把它们汇入广泛认可的公共政策之中。
因此，不同的权力与财富的联姻方式导致的不同的政治与经济参与状况及其衍生的腐败现象，只有采取不同的方式治理才能对症下药，否则事半功倍甚至适得其反，适合某个环境的反腐败措施在别的环境里可能失效或有害。第四，官僚权贵腐败征候群。
如果在100个贪官中有99人被捉，即使每人只判几年徒刑，那刑罚的威慑作用也将是非常巨大的。这些寡头背景复杂，经常公私两挂，既是公职官员又是私人企业家，或有相当数量的追随者、相当规模的实业，或占据官僚体系中的重要位置，或是组织严密的黑社会，或是某一政党的领袖等。
